——兼談陸羽卒地竟陵說和湖州說
胡和平

摘要：改革開放以來，陸羽研究及茶文化研究伴隨經濟社會發展，經歷了由簡入繁、由淺入深的系統化進程，尤其在陸羽生卒年考、《茶經》版本梳理、交游詩文整理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。研究重點逐漸從生卒年考轉向陸羽晚年行蹤與卒地探討。本文在借鑒沈冬梅等學者觀點的基礎上，著重分析陸羽在唐貞元中后期行歷不明的原因，并對卒于湖州杼山與歸葬竟陵兩種學說進行辨析，試圖厘清爭議之源。

一、陸羽卒地研究觀點的流變：從竟陵說到湖州說

改革開放初期，天門地區率先展開陸羽研究。1979年成立陸羽研究小組，1983年秋正式成立天門縣陸羽研究會，會員由數人發展至數十人，通過對外交流搜集《茶經》版本、陸羽行跡等資料，編撰《陸羽茶經譯注》《陸羽研究初探》《茶神陸羽》《茶經論稿》等著作，出版《陸羽研究集刊》七期，并舉辦多次學術研討會。這些工作為《茶經》版本整理、陸羽與唐代文人交游考等奠定了基礎。陸羽生卒年雖存異說，但學界漸趨共識為公元733年至803年或804年之間，相關成果亦為《辭?！逢懹鹪~條所采納。

吳覺農在《茶經述評》（1987年出版）中肯定陸羽生于733年、卒于804年，并于第八章明確提出陸羽“老死于故鄉”之結論，獲部分天門學者認同。與此同時，臺灣學者林正山在《陸羽事跡系年》（1984年）中亦主張陸羽于貞元十三年（797）歸返竟陵，并于貞元末卒于故里。然上述觀點在八九十年代未受充分重視，或因著作流傳不廣，學者未能得見。

吳覺農之論斷本于《大明一統志》《大清一統志》及民國《湖北通志》等方志；林正山則據唐《國史補》與周愿《三感說》，提出陸羽“晚年終于落葉歸根”，“葬于竟陵覆釜洲，與本師智積之塔相依”。然此二說何以一度被忽視？

1992年，我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，天門經濟雖表面快速發展，然工農業與市場接軌遇阻，出現農民“打白條”、工資發放困難等現象。陸羽研究會因經費問題，《陸羽研究集刊》停刊，學術活動受限。盡管天門在陸羽研究方面起步早、成果豐，但在晚年行蹤問題上，未充分重視吳、林之觀點，亦未回應外省學者之質疑。

1984年，《陸羽研究集刊》創刊號中已有學者提出湖州杼山存陸羽墓；1986年，丁克行發表《陸羽卒年和墓地之我見》，雖屬初步探討，然“湖州說”自此漸占上風。

究其原因，主要有四：其一，天門學者當時研究重心在《茶經》譯注與生卒年考，雖借鑒外省學者如周靖民等的研究成果，卻疏于對竟陵本土文獻的深入挖掘，易受表象所惑而附和他說；其二，文獻獲取渠道有限，縣級學者難以查閱館藏古籍，多依賴外省學者之見，所持觀點未臻成熟；其三，研究者自身學力所限，對吳、林著作未能深入研讀，缺乏獨立判斷之底氣；其四，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，天門經濟發展滯后，陸羽研究中斷近十年，而江浙地區學術活動活躍，致使竟陵說漸被淡化。盡管后期天門學者掌握更多證據，仍難扭轉“湖州說”之主流地位。

二、竟陵說與湖州說的文獻辨析與歧異點

進入新世紀，天門經濟與文化體制改革逐步深化，茶文化與茶產業獲政府重視。2010年，《陸羽研究集刊》復刊，會員增至120余人，出版至第22期，陸續推出《新編陸羽與茶經》《竟陵版跋陸羽茶經序跋譯注》《天門陸羽研究三十年》《陸羽年譜》等著作。茶產業亦實現突破，佛子山鎮開辟千畝茶園，“季兒茶”“竟陵紅”等品牌獲省內外獎項。學術交流日益頻繁，文獻獲取因互聯網普及而更為便捷，推動陸羽晚年行蹤研究進入新階段。

通過對《輿地紀勝·復州》、周愿《三感說》、趙璘《因話錄》、明清《一統志》及民國《湖北通志》等文獻的梳理，陸羽晚年隱卒于竟陵覆釜洲之說愈見堅實。2014年，《陸羽研究集刊》刊發魯德勝《對高萬湖先生“質疑”之質疑》一文，引發童正祥、裴治國及筆者等多位學者相繼撰文，對吳、林所持竟陵說進行深入論證。以下以筆者2016年所發兩文為例，略作梳理：

（一）周愿《三感說》為陸羽歸葬竟陵之明證。

有學者視《三感說》為書信體，然元和十一年（816）周愿任復州刺史時，此文已由隨員刻碑立于覆釜洲墓塔前，實屬祭悼文體。周愿與陸羽、馬總同在李復幕府共事“七改星火”，貞元十三年（797）前后分別，陸羽返竟陵為智積禪師守靈六載而終。

《三感說》涵三重要內容：其一，頌揚陸羽自少立茶文化之志，雖漂泊數十年，晚年歸鄉“老奉其教”，堪稱“圣人”；其二，記述覆釜洲“塔廟”與墓塔環境。“塔廟”為供佛及名僧之寺，周有“篁大如臂”“碧籠遺影”，指智積畫像供于寺中，與竹木相映。鄰近“似頂之地”為墓塔區，文中三處“塔”字，應指佛寺外之化塔。如張說《侍宴蓑荷亭應制》所言“園林見化塔，壇墠識余封”，化塔即僧人墓塔，如少林寺塔林。文中“竹枝筠老而羽亦終”，表明陸羽為報師恩，六年后終老于師塔之側，符合唐代高僧弟子祔葬先師之制（見杜佑《通典》）；其三，文末周愿以“楚牧”身份至覆釜洲道場，見陸羽墓塔香火零落，遂立碑《三感吟》以表追思與修繕之責。

數年之后，趙璘訪龍蓋寺，于《因話錄》中憶及幼時聞外祖言陸羽事，識得“陸僧弟子”之老僧，皆能誦陸羽《六羨歌》及其他詩作。

白居易《樂天集》載周愿任復州刺史“有善政達于朝廷”，可知其任職期間，覆釜洲寺塔應經修繕，香火復盛。以往學者對《三感說》之誤讀，多因未明寫作背景、未辨“塔廟”與墓塔之別、未貫通唐宋相關詩文所致。

（二）孟郊詩中的皎然塔與陸羽墳：虛實之辨。

孟郊《送陸暢歸湖州因憑吊故人皎然塔陸羽墳》作于元和元年（806）左右，時任職于河南尹鄭余慶幕府，托陸暢代往湖州祭悼皎然與陸羽。詩題雖將二人并置湖州，然詩中“竟陵廣霄翁”一句，借陸機挽歌“廣宵何寥廓，大暮安可晨”之典，暗指陸羽墓在竟陵。

孟郊約貞元元年（公元785年）曾訪竟陵，與刺史盧虔唱和，居二三月，熟悉龍蓋山、白螺山、覆釜洲等地貌。其《自商行謁復州盧使君虔》詩亦言“今余竟陵賓”。故其所托陸暢之行程，應為先至竟陵祭陸羽，再轉湖州吊皎然。詩中將二人同題并提，不表示其墓同處。湖州之“陸羽墳”，或為紀念性設施，非真墓所在。

（三）唐宋詩文的旁證與遺存延續。

周愿、趙璘之后，開成五年（840）龍蓋寺碑、咸通十五年“陸文學傳”碑皆出現于覆釜洲，載陸羽受太子文學銜之事，并附李陽冰所繪陸羽像。若陸羽未歸竟陵，何來寺碑刻傳畫像？

陸羽卒后約九十年，釋齊己作《過陸鴻漸舊居》，詩云“讀碑尋傳見終初”，可證陸羽晚年歸竟陵舊居。唐末裴迪《西塔寺陸羽茶泉》有“草堂荒產蛤，茶井生冷魚”之句，“草堂”應為陸羽故居或后改之祠堂。

宋代張耒任復州監酒時，作《題陸羽井》《陸羽祠堂》，詩句“空堂存遺像，幸此配老禪”“陸子骨已朽，青松代言之”，皆指向陸羽卒葬竟陵。鄭剛中于《北山集》中亦載陸羽宦游后歸竟陵，改《六羨歌》為“千羨萬羨長江水，曾向章華亭下來”。王象之《輿地紀勝·復州》錄陸羽遺跡十二處，明言其“隱居于覆釜洲”。明清以降，方志中仍延續此說，形成完整證據鏈。

反觀“湖州說”，其據主要為王象之《輿地紀勝·安吉州》所載“陸羽墳”，而該判斷本于孟郊詩。然同一書中，竟陵陸羽遺跡遠較湖州為多，若有墓在湖州，何無其他遺存相佐？周愿《三感說》在竟陵傳承，陸羽墓塔與諸遺跡共存，故方志無需另載。

有學者引皇甫曾《哭陸處士》證陸羽卒于湖州，然皇甫曾卒于785年，早于陸羽近二十年，其詩顯然不指陸羽。故吳覺農、林正山所持竟陵說，實本于唐宋文獻與詩文系統，而周愿作為陸羽交游最深、最早在故里弘揚陸羽事跡之官員，其《三感說》最具說服力。

三、陸羽晚年行蹤不明的時代背景與多重原因

陸羽卒地之所以眾說并存，是學術研究由淺入深之必然過程，亦反映其生平研究的關鍵節點。除學者自身學養所限外，更與當時復雜的社會背景相關。

（一）貞元后期時局動蕩與陸羽之隱退。

代宗時，陸羽撰《毀茶論》，表達對茶稅過重之不滿。德宗朝前期雖整飭藩鎮、推行兩稅法，經濟稍復，然后期賦稅倍增，江南茶稅由十取一增至十取二、三，茶農負擔沉重，致棄業轉行。《元和郡縣志》載貞元后湖州歲貢紫筍茶役工三萬，累月方畢；李郢《茶貢賦歌》亦言“萬人爭啖春山摧，驛騎鞭聲砉流電”，描繪官吏催科之暴。

德宗后期重用奸佞，藩鎮割據復燃，社會矛盾激化。陸羽于李復卒后，深感“后王失其本，職吏不敢陳”，遂與周愿、馬總別后歸竟陵隱居。據周志剛《陸羽年譜》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124至127頁）引新唐書卷172《于頔傳》，說他貞元七年（791）出為湖州刺史，貞元十年（794）調任蘇州刺史，雖政績有稱，然毀祠拆廟，手段暴橫。陸羽既痛茶農之困，又悔《茶經》或加重民負，故選擇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”。

陸羽晚年懷葉落歸根之愿，歸竟陵既可為師守靈，亦得故舊扶持，安度余年。據方志，西塔寺在明代有田八百畝，民國時存寺田一百七十畝，可推唐代寺田亦足自給。若陸羽任住持，既可傳承佛事，亦能保障生計。

（二）隱姓埋名以避酷吏暴政。

當時朝政動蕩，地方大吏如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專橫十年，橫征殺戮，民不聊生。復州刺史崔訂雖心有不忍，然難抗其勢。韓愈《送崔復州序》即借崔君之仁諷于頔之斂。陸羽若在世，必同懷憤懣；若已逝，則崔訂僅敢于影堂題詩半句寄意。

故陸羽晚年隱于覆釜洲，不同世事。趙璘訪龍蓋寺時，僅見“陸僧弟子”吟誦《六羨歌》，可證其隱逸生活。劉長卿詩“處處逃名姓，無名亦是閑”，恰如陸羽寫照。其常于西塔寺授業，于紫極宮前文學泉煮茶，或于檜竹茅屋中讀書養性。

《輿地紀勝》所載皮陸讀書堂位于紫極宮（宋改天慶觀），旁有文學泉。皮日休《書堂出相》贊陸羽“仁風”，并于《茶中雜詠序》中言始得陸羽《茶經》，以為完備，惜未獲其《茶歌》。此皆可佐證陸羽晚年隱居竟陵之實。

（三）卒地爭議之學術共識與未來展望。

歷史文化問題因時代地緣而存異說本屬常態，然通過學術交流，可漸趨共識。研究者應在史料辨偽中求同存異，推動茶文化發展，弘揚陸羽精神。

作為陸羽故里，天門雖存完整證據鏈，然亦不排除其卒于外地之可能。湖州說雖證據薄弱，然孟郊詩所提“陸羽墳”仍具探討空間。如陸羽貞元九年（793）在杭州靈隱寺與道標、寶達交往，其后是否曾隱湖州？或可從皎然之行跡中尋繹線索。

陸羽歸葬竟陵之說，雖在改革開放初期由吳、林等學者提出，然為“湖州說”所掩，至近年方經天門學者系統整理。然其影響仍多限于省內，周愿《三感說》碑與陸羽墓亦未獲充分重視。部分學者猶持觀望，傳統觀念未破。

筆者相信，隨著學術交流深入，開放性認知將日益為人所接受。如皮日休籍貫舊多記為襄陽，然新世紀以來，新出史書多定其為竟陵人。若天門及湖北學者能持續深化對《三感說》等文獻之研究（包括唐代墓葬制度），則竟陵說必獲更多認同。無論何種觀點，陸羽之精神永存，其于故里所創茶文化亦將永放光芒。